鄧友梅
感謝作家出版社，鼓勵與督促我編出這五卷本的集來。借此對我將近半個世紀來的文學寫作，作一下檢閱和小結。
我發表第一篇作品，是一九四六年，在新四軍的刊物《歌與劇》上，鼓勵我寫與為我發表那篇作品的是戲劇家張拓。這篇作品連同發表它的刊物已經無法找到。但從此引發了我從事寫作的志願，所以對張拓同志和這本刊物都終生難忘。
我從那時算起，到今天已經過了四十三年。
我的寫作時間卻不能以四十三年來算，因為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二年間，我除了寫「檢查書」、「思想匯報」、「改造總結」之外沒寫過別的東西。雖然檢討書中少不了批判自己受外國資產階級文藝思想，中國文藝黑線的影響，也還是歸不到文學門類里邊去。所以公平點說，我從事寫作的時間應該把前十二年和後十五年加在一起，只有二十多年時間。好在*****中我沒有參加「大批判組」「寫作班子」之類的榮幸，倒也用不著把一些心愛的產品忍痛燒掉。
當然，我還是作了些選擇的。
這次出的五本書，一本短篇小說，兩本中篇小說，一本長篇小說，一本散文。
我寫小說從短篇入手，頭兩篇都發表在「說說唱唱」上。是經趙樹理同志的手發的。頭一篇是參加朝鮮前線慰問團文藝組，在田漢、田間等同志帶領下，在大連集中時寫出來的。當時參加那組的多是老作家，我在里邊是個小催班。跟著人家學習，得到大家的指導。那批人現在剩下的大概不到半數了。田漢同志，安娥同志，田間同志都早已作古。王汶石、黃谷柳、劉盛亞、海默，也已去世。路翎雖然活著，已經不大能動筆；嚴辰、逯斐同志，老病纏身。倒是草明同志還精力俱佳。年輕的就剩下了我和林斤瀾。斤瀾功成名就，自成一家，結廬在人境，心遠地自偏，滿頭銀發，一面紅顏。仍時有新作驚世。前些年在天津還見到過何苦，不知他現在怎樣了。
我在年輕這輩人中也是最不成材的。但這頭一篇小說得到幾位老師的鼓勵，就增強了我寫小說的信心。樹理同志看了這篇小說後，只提了一個意見︰「你以後把字寫清楚點行不行？別的我還能猜，這人名地名卻沒法猜。」同時又給我分派了一個任務︰「馬上就是八一節了，你再寫一篇反映八路軍生活的小說來。」于是就接著寫第二篇。這就是《咱們都是同志》和《成長》。今天來看，實在是連中學生作文水平都沒達到。我選這兩篇，一是為紀念扶持我起步的幾位老前輩，二是想露露自己的丑。提醒自己︰別以為你有什麼天才、靈氣。扯淡！是老一輩人把著，扶著幫你走上這條路的。今天作出來的比前輩們期望的還相差得遠。精力好就再努努力，精力不濟了就老實呆著。別不知道自己吃幾碗干飯，作輕薄相！
《我們的軍長》是我復出後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寫時還沒有粉碎「***」，在廣播中听到陳毅同志去世的訃告後悲痛不已，偷著寫幾點回憶抒發一下對老軍長的懷念，並沒打算發表。我打成右派後曾給陳毅軍長寫過信，過了不久有個單位就找我去談話。對我說︰「陳毅同志來信了。現在中央對右派沒有可以甄別的政策。只要一有，我們馬上解決你的問題！」雖然中央這個政策直到*****後才發布，但陳毅同志在日理萬機之際親自過問我的事，卻給了我在九死一生的境遇中堅持活下來的決心與勇氣。听到他去世的消息，那種心情是不能用語言表達的。
這篇寫完就密藏起來的作品，「***」剛打倒後，被我兒時的戰友，終生的大姐茹志鵑看見，在我還沒落實政策的情況下，冒險拿到上海發表出來。她們曾向我退休前單位去信征求意見（我四十五歲那年曾奉命「自願退休」），那邊保衛科的同志很好，回信說︰「改造期間沒有新的罪行」。但世界變化比人想得更快，待作品發出時，全國已經在批判兩個「凡是」，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了。
這篇小說就在第一屆全國優秀小說評獎中獲得一等獎。從此就開始了我第二次以筆耕為業的生活。
二十多年我沒寫小說。整整十年沒讀小說，重新執筆後就有個「今後小說怎麼寫法」的問題。二十年劃入另冊的生活，使我對人生，對藝術有了不少新的感悟。雖然我年輕時受的蘇聯式文學觀念教育，在我終生都會留下烙印。但從主觀上說我極力追求「變法」。一是更多的注重文化性，可讀性；二是對人對事堅持我個人評價。前者的試驗是用北京話寫北京人；後者則表現在把視點轉向一度被排斥在文學描寫對象外的凡人小事，芸芸眾生。這樣就寫了《話說陶然亭》、《雙貓圖》、《那五》、《煙壺》這個系列的作品。同時我也不想放棄我積累了多年的戰爭生活和域外生活。這就是《據點》和《別了，瀨戶內海》等幾篇。所以我的小說有兩套筆墨。寫北京的和寫京外的。我重視文學對人們精神修養的影響，卻不大相信它「干預生活」的作用與能力。我很少寫這類東西。我本質上是個守舊的，想趕新潮也趕不上的人。外邊世界不管對各種新浪潮，新流派喊得多熱鬧，我仍照我會用、愛用的方法寫。有時偶而弄點新花樣，只是為了開個玩笑，試試新潮寫法到底有多麼神妙，是否就可望而不可即。《荒寺》就是這類東西。
其實我心里更喜歡散文。尤其是年紀進入「老而不死」階段之後。散文寫起來沒太重使命感。不拿架子，不裝學問，神聊閑侃，自娛娛人。但我這本散文集里並不都是這類東西。究竟我是從四十年代走過來的人。既沒有超人，先知，思想家的天分，又曾經很想作個標準而又听話的青年（我曾是北京市的優秀青年團員）。受時代潮流的影響，不論在思想上，觀點上，文風上都曾有過錯誤的，有害的表現。這些文章我也選了一點在集中。一是老實向讀者承認自己手臉並不像有的朋友那樣天生潔白和一貫不受污染，二是自願當個反面教員，使別人看到後不再喜歡那樣的觀點和那樣的文風。
最後說說這本「長篇」。這本長篇是偶然的產物。我曾想寫一本類似回憶錄，記實體長文之類的東西。想得很好，可一動筆發現不行。這要寫到許多跟我發生過關系的人。從中央領導級的干部，前輩名家，當代紅人，到三教九流的朋友故舊。如果個個都歌功頌德，說他們都完美無缺，就沒說實話；如果涉及點不足處，哪怕是小枝小節上有常人都有的弱點，甚至只是別趣，都會惹來麻煩。更不用提有些事連我也覺得該為長者諱，便放棄了整個計劃。但五十年代之初，我隨中央民族訪問團進入涼山一段經歷，在我一生中是難以忘懷的一頁。那時涼山還原封不動地處在奴隸社會階段。一般的漢人還很少有像我們深入進去、與奴隸主同吃同住生活幾個月的。只怕有些情況現在的涼山彝族青年人都不大了解了。前些天我和吉迪馬加談起來，他告訴我，由我們帶出來學習的一位彝族小姑娘曲木阿呷後來成了丁佑君式的女烈士（丁佑君烈士犧牲當時我們也被土匪圍困在西昌城內）。有一位和我們合作過的奴隸主出身的干部，還在一次談話中提到我的名字。這使我有點動情。我就把這段經歷加上想象與虛構，改成了一本小說。我不知道這本小說會成功還會失敗。但我想為讀者提供一點創業艱難的畫面，這目的總該能達到。
一九九三，五，十八。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