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李四光相比，地理與氣象學家竺可楨如今的名氣更大，而且更受國府重視，胡衛東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理給他寫了封信，但他卻低估了竺可楨的那顆愛國之心。在看到胡衛東信中所說的「請問先生，氣象學是在風調雨順的江南作用大，還是在災害頻繁的北方作用大？」後，竺可楨毅然放棄了高官厚祿，覓得機會帶著一向無條件支持他的家人來到了洛陽。這對蘇區來說無疑是意外之喜，因為竺可楨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科學家，還是「民國四大校長」之一，如果考慮到學校的基礎，稱其為民國時期最優秀的大學校長也不為過，胡衛東自然不會浪費他的這一杰出才能，而竺可楨也沒有令他失望，在其卓越的領導下，新成立的中原大學很快就成為國內最優秀的大學之一，在理工科方面更是無以倫比
而王淦昌與童第周二人之所以接受胡衛東的邀請，除了不遜于任何人的拳拳報國之心外，還有著不能忽視的經濟因素。民國時期的大學教授雖然收入很高，卻因為「城頭變幻大王旗」的緣故而很不穩定，山東大學原本有韓復渠的鼎力支持，經濟狀況還好，但薛岳進軍山東將其趕走後，給予山東大學的撥款頓時銳減，再加上民國時期雖然大學教師工資很高，但科研條件卻是普遍很差的，理工科的教授想搞研究的話，往往必須自掏腰包購買必需的實驗器材（中央研究院條件要好一些，但卻不是那麼容易進的，而且遠沒有大學自由。），而由于民國時期實驗儀器基本不能自產，國內要麼根本買不到，即便有賣的也往往是天價，有時哪怕一台舊顯微鏡，價格都相當于一個大學教授兩年的年薪
在這種情況下，山東大學工資不能按時足額發放，對于嚴重依賴實驗器材的王淦昌與童第周來說，無疑是天大的噩耗，因此在胡衛東許諾給予他們每年十萬元科研經費和基礎的科研條件後，兩人立刻毫不猶豫地動身前往洛陽，還同時帶來了不少同事和弟子，令胡衛東欣喜萬分。
至于名醫施今墨，由于人在北平的關系，胡衛東干脆開門見山地直接邀其面談。民國時期是中醫數千年歷史中最為艱難的一段歲月，包括魯迅這樣的民族脊梁都對其持全盤否定的態度，雖然其間因為施今墨治好了汪精衛岳母所患痢疾（西醫束手無策）的緣故，中醫免于遭到南京國民政府取消的厄運，但在強勢的西醫面前，也僅能苦苦支撐而已。因此胡衛東所言在蘇區給予中西醫同等地位的允諾，對深愛中醫事業的施今墨來說，實在是難以拒絕，尤其是如今的紅軍雖然實力還不能與國軍相比，卻已經讓人初步看到奪取天下的希望，一旦革命勝利，中醫必然將在全國範圍內恢復其應有的地位，這就更令施今墨憧憬不已。加之偉人「中西醫結合」的思想與施今墨不謀而合，因此他毫不猶豫地同意前往蘇區開設中醫院，與其同行的還有不少平津一帶的名中醫，和他們不下百人的年輕弟子。由此中原蘇區的醫療衛生事業飛速發展，加上青霉素產量的不斷增加，積勞成疾的毛澤民與張浩後來都得到了有效的治療，甚至不少兄弟部隊的同志也都聞風而至，歷史上同樣因為積勞成疾而早早退出一線部隊的徐海東等人也因此得以在抗戰期間繼續發揮才能…,
不過，大量教師與優秀學生的離開，對于平津地區的高校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損失，各校領導難免有所怨言，而且在一些傳統的學者眼里，知識分子最好遠離政治，安心教學研究。例如華羅庚的恩師熊慶來就極力勸阻其前往蘇區，因為按照原定jihua，華羅庚今年七月就要出國訪問學習了，熊慶來認為以華羅庚的資質，到國外學習幾年後很有希望成長為shijie一流的大數學家，放棄這個好機會，而去紅軍根據地「荒廢學業」，在熊慶來眼中無疑是十分不智的。
雖然師恩深重，但華羅庚還是堅持道，「如果國家亡了，再多的成果又有何用？紅軍是抗日的，幫他們就是救中國。而且學生一直認為，數學是要為生產生活服務的，而不是只能作為賣弄的談資，此去洛陽正好是一個機會，讓學生將自己的所學所思應用于實踐之中。而且數學與旁的學問不同，在哪里都能研究，何況如果那位胡將軍是實話實說的話，洛陽的條件也未必很差」
熊慶來知道這位得意弟子素來極有主見，便嘆了口氣，不再多說什麼了。
在奔赴蘇區的年輕人中，像華羅庚這樣深思熟慮的並不多見，其中一大部分都只是一時的熱血而已，隨大流跟風的也不在少數。雖然豫西蘇區的條件比陝甘寧邊區好得多，但有一點還是令他們難以忍受，那就是缺乏自由，話不能隨便說、人不能隨便見、地方不能隨便去，這令那些年輕人怨聲載道。但胡衛東這麼規定自有他的道理，一來中國人歷來缺乏保密意識，歷史上無意中泄露出去的機密數不勝數，只有以嚴格到近乎苛刻的保密條例才能盡量避免泄密，並逐漸將這個缺點糾正過來；二來抗戰時期環境十分惡劣，各方關系又十分復雜，加之赤色黨內「左」的思想仍有較大影響，在人們普遍神經緊張、甚至有些過敏的狀態下，這些年輕人若是舉動失當，很容易引起誤會而害人害己，例如清華研究生熊大縝歷史上就因此枉死，並連累了一大批同學、同事和他的老師葉企孫
但胡衛東既然知道這段歷史，自是不會坐視悲劇重演，他除了制定了一系列嚴格的規章制度之外，對于熊大縝等歷史上的悲劇人物也都給予了重點關照，即使受到審查，胡衛東也保證他們可以繼續原先的研究課題，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損失。加之胡衛東並沒像歷史上的組織那樣完全按照需要安排知識青年們的工作，而是兼顧了個人的專長與興趣，使得科研效率大大提高。例如歷史上因為根據地需要而轉行研究化工和彈藥的熊大縝就得以繼續研究他自大學期間就開始的紅外成像課題，最終在胡衛東的關懷下成長為shijie級的紅外光學專家